案例1：某棉纺集团向印度出运71.5吨纱，金额近10万美元，价格条款FOB，合同付款方式：预付30%TT＋70%DP。货到港口两个月，期间货物价格暴跌，收货人不付款不提货，不同意退运或转让，产生了非常高的港口费用，导致我国公司蒙受相当的损失。

    分析：按照印度政府规定，出口到印度的货物，必须有原收货人出具NOC证明，才能修改收货人并转卖他人或转运。一旦货物到达前市场发生动荡，买家往往利用此规定恶意欺骗国外客户，从而以差价赚取利润，想尽办法违约，逼迫中国公司降价。此时货已运至印度，且由于印度海关规定，如果货物到港3个月无人提货，就将被海关拍卖。对此，我国企业无奈只好“认宰”，最终接受降价条件息事宁人。

    案例2：我国企业与印度公司做了一单货值约为7万美元麻类出口业务。该批货物信用证由香港一家公司从香港开出。同时按照信用证的要求将提单中的发货人打成该香港公司，但保留了提单、报关单和核销单等原件。发货后印度客户以单证不符为由拒付货款，进而又以产品质量有问题为由逼中方大幅降价。我国企业调查得知，该香港公司系印度公司在香港的关系公司，该香港公司坚决不同意退货。我国企业处处陷于被动，最后无奈答应降价了事。

    分析：信用证可以由第三方出具，但是必须保证发货人一定为中方企业。由于国际贸易经验不足，我国企业不仅犯了贸易中的基本错误，同时审单失误，在这起贸易活动中陷入种种被动，承受了相当的经济损失。

    案例3：某中资公司驻印度代表处，与印度买家在违反印度政府规定的情况下签了一笔外贸合同。印度买家为了达到减少关税的目的，要求签定两份合同，一份合同的交易金额低于实际交易金额，用来报关，另外一份合同显示的是真正交易的金额。由于用于报关的合同价格大大低于市场价格，引起了印度有关部门的注意，从而开展调查，印度公司与我国企业均涉案。

    分析：印度政府明确规定，外资驻印度代表处，只能从事市场调研、客户联系等非盈利性活动。该代表处违反此规定擅自做贸易，已违背了有关规定。另外，中国公司同意签定双重合同，而所签定的实际交易金额的合同是不被法律所承认的，出口商往往很被动，一旦印度买家恶意欠款，中方只能承担损失，自吞苦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