谣言短信危害社会的事情最近就有鲜活的例子。刚刚从不久前的“癌蕉”阴影中走过来的香蕉产业，最近就又因手机短信传出香蕉含类似SARS病毒的谣言，而致香蕉价格再次跌至谷底。就在前几天，不少消费者都收到了这样的短信：“近期不要吃泛青的不熟香蕉，目前海南的香蕉中发现了一种病毒类似于人类的SARS病毒，请转告每个你珍惜的人！”

　　虽然农业部新闻办公室及时澄清，目前世界上尚未发生植物病毒会直接传染给人类的案例，香蕉含SARS病毒的说法没有任何科学依据，请广大消费者不要信谣传谣，放心食用香蕉，但不良影响显然已经迅速产生了。5月末广州市农副产品批发中心市场的香蕉批发价仅每公斤1.75元，比月初的每公斤3.25元跌了近一半。

　　类似的事情还有今年1月份在北京广泛传播的劝人别吃猪肉的手机短信等。可以总结点规律的好像是，这些引起大的影响的谣言总是在拿食品和健康问题来做文章，而受到伤害的最终是农民。为什么？究其原因，笔者认为，一方面，民以食为天，食品与每个人都有关系，并且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和食品安全问题；另一方面，农民和农业仍然处于社会上“话语权”的弱势地位，容易受到不良分子借用手机短信这一新的信息传播手段的伤害。

　　近年来，随着手机的普及，手机短信作为经济而快速的传播方式，为人们的信息交流确实提供了方便，备受手机用户尤其是年轻人的青睐。但就在众人惊呼短信凭借传播效率和速度已成为超越传统媒体的“第五媒体”之时，它却像一把锋利的双刃剑，既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便利，也时而成为一些人危害社会的工具。一些垃圾短信、不实信息甚至谣言，通过群发手机短信的形式在广泛进行传播，给我们的生活和社会秩序都带来不良的影响。据统计，我国使用中的手机超过4亿部，互联网使用人口过亿。这意味着，手机用户都可能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和接收者，社会整体的信息传播量因此而海量扩大。与此同时，个体对信息真伪的辨别能力又相对不足，这就给手机谣言以传播的空间，也带来了公共管理的新问题。

　　实际上，我国并不缺乏对于信息传播的法律规定。依照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和《刑法》，编造疫情等恐怖信息进行传播，扰乱公共秩序的，需要承担行政责任；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，需要承担刑事责任。《电信条例》也规定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络制作、复制、发布、传播“散布谣言、扰乱社会秩序、破坏社会稳定”的信息。早在2003年的“非典”时期，就有13名不法分子传播非典谣言，使谣言在两天内以几何级数增长达到了213万条，因而受到了法律的制裁。但问题是，目前现实中被传播的很多是似是而非的谣言，不少人认为自己只是将信息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来提醒，并没有什么过错。有多少手机用户知道转发没有核实的消息就有可能“违了法”？更重要的是，目前的法律面对短信谣言确实也存在着取证难、制裁难。一旦发生问题，很难确定个人对谣言的传播是否负有主观故意责任。

　　针对手机短信这种新媒体，针对谣言短信，笔者认为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在管理和服务上琢磨一些新办法。比如，要建立相关的研究机构，从理论和技术上逐步完善法规和政策措施；加强对手机制造商和运营企业的管理，引导他们采用技术措施干预谣言信息的传播；建立公共舆论监测制度，将方便可行的短信举报查询热线公之于众，并设立相应的奖励，争取在谣言泛起之初，就对相关问题有所知觉；同时有针对性地迅速将监管结果变成公共信息，借多种传播渠道使公共信息的公开速度快于谣言，将短信谣言的危害范围和程度降到最低程度。

关键词: 谣言 短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