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尝试总结英国和我国香港创意产业的发展经验，检视两地创意产业政策的源起，并提出重新研究创意产业的必要性，目的是要丰富它的理论内涵，使之真正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工具。

英国创意产业的政治经济学

     创意产业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和英国提出的概念。90年代，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对创意经济进行研究，意图为该国经济发展寻找新的出路。不过，把“创意经济”这一想法提升到公共政策层面并加以推广，却是英国工党的功劳。

     英国在1998年和2001年分别发表了两份创意产业报告书，依托创意经济的背景，提出创意产业作为“经济实体”及“政策工具”的想法。以往学界讨论文化和经济两者的关系时，一般会套用“文化工业”的分析方法，但工党则推陈出新，在1997年发表了一份策略报告，期望以革新文化政策、推动创意经济为该党选举工程的组成部分。故创意产业之于工党有双重意义：一是以推动创意产业为号召，显示工党的文化政策有更鲜明的定位和革新的内容；二是创意产业这个新名词很有吸引力，十分配合工党要洗刷抱残守缺的传统英国形象，更有可能吸引年轻一代选民支持工党。

   从舆论效果而言，工党的策略十分奏效，它成功地把“创意产业”打造成英国的品牌。1997至1998年度，英国创意产业的产值高达1125亿英镑，增长率约16%，较之同期整体经济的增长率6%，创意产业的财富效应不言而喻。同时，英国着力输出创意产业这个概念，把它打造成一种新的、发展潜力巨大的产业群，并成功吸引了世界其他国家以及国际舆论的注意。近年，不少国家或地区如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以及我国香港、澳门和台湾纷纷仿效，研究和推动自身创意产业的发展和政策。虽然他们提出的创意产业名目各有不同，但所指的产业群都有共通的特点，即认为创意产业是把文化内涵、创作意念转化为商业服务、工业产品的朝阳产业，而且它的经济效益大、增长率高，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增加国民财富的经济活动。

     不过，细心考察英国的经验，创意产业是否就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，仍有待商榷。1997年至2002年间，英国创意产业的平均增长虽达6％，但它历年的实际产值并没有显著的增幅，年度增长率近两年也只有轻微的增长。

     毫无疑问，英国成功塑造了创意产业的议题，也把这个品牌提升至极高的层次，英国执政党也已把创意产业视作自身的施政纲领，并以此彰显工党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功绩。但正因为创意产业的提出，是政治功能导向多于产业政策规划，故一些基本问题反而没有得到周详的考虑。这些问题包括：首先，各项产业有没有优先发展的重点或优先次序？其次，产业的现状和结构能否预示它的比较优势或缺点？此外，政府扮演的角色是什么？哪些是政府应该做或不应该做的？还有，政府有没有必要制定推动创意产业的预算？资源准备应投放到什么样的政策配套中？英国还来不及勾画这些细致的政策方向，创意产业这个概念已广泛为媒体接受，而影响所及更造就了一股创意产业热潮。

    2002年之后，英国政府的政策视点开始聚焦到“保护知识产权”“完善融资渠道”“加强出口”及“培育和开发创意”等课题上。最近一段时间以来，英国政府的创意产业政策继续求变，最明显的方向是往“分权”和“区域模式”发展，鼓励各地区发展自身的创意产业策略，并通过区域发展组织、商会、行业组织来引导产业的发展。

香港创意产业也是步履蹒跚

    上世纪90年代末，创意产业的发展开始引起香港社会的关注。当时，香港遭受金融风暴的打击，经济滑坡，特区的产业结构过分狭窄、结构性失业等问题全都暴露出来，特区政府急于寻找本身的经济出路。英国工党成功推动创意产业的模式，正好成为特区政府的仿效对象。2001年和2003年特区政府行政首脑的《施政报告》先后强调创意产业的重要性，指出“创意产业是知识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环节”，预示创意产业开始成为港府未来的重点政策议题之一。

     2003年，特区政府还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，指出2001年创意产业为本地经济带来了461亿港元，占本地整个生产总值的3.8%；1996年至2001年间，创意产业出现了0.7%的负增长，同期本地生产总值平均年度增长则维持在1%左右，但报告乐观估计当整体经济有所改善，创意产业会迅速反弹。但检视近10年的数据，香港创意产业的表现，与英国的情况相似，也呈现出增长放缓的状况，甚至有些发展停滞，产业整体产值呈负增长。

     有意见认为，创意产业是创造就业的灵药，但香港创意产业创造职位的能力事实上并不显著。香港创意产业包括11个门类，1995年雇用了约15.6万人，到2004年也只是轻微增至16.3万，在此期间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有0.5％。若考虑到统计标准的更改，把互联网、其他网络服务业以及游戏机中心等产业的就业人数撇除，香港创意产业的就业人数其实是减少了，1995年至2004年间就业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实际上有1.9％的负增长。

 重新思考创意产业

      英国和我国香港创意产业的案例揭示出，把创意产业理解为评估经济转型的量标，并视之为“未来产业”的发展模式，从理论层面而言存在不少盲点。此外，从产业政策的角度而言，单方面强调创意产业发展潜力无限，并有高速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效益，这种想法也过分简单，忽视了创意产业内部不同门类的行业，事实上需要更专精和细致的产业政策，才能配合产业的成长。

    从宏观的角度看，每一个行业要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生存，都需要讲求创意；制造业若缺乏创意、创新的能力，它的产品将被更优质的产品淘汰；营销行业若不讲求服务的创新，设计新颖而奏效的销售方式，也将难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争取客户。因此，经济领域里的每一个部门都需要创意和创新能力。公共政策制定者若要总体把握经济结构的转变，理解创意、创新力量在经济体系的重要性，那么目前创意产业按不同门类而计算行业产值，从而评估它们对国民经济总值（GDP）的贡献的这种方法事实上并不准确。

     要评估创意对经济活动的作用，我们需要建立新的分析工具，衡量创新资源的投入（如科研资源的投入、专利及版权的创造）、智力资本的投入（如教育水平、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的持续进修等），了解这些无形资产如何提升国民经济的技术和创新含量，以及它们对创作、生产、分配和营销过程所起的作用。目前国际社会和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刚起步，研究成果不够成熟，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（OECD）近年来致力于知识型经济的构造，以及欧美国家对创新体系的研究，可望为评估创意经济和创意对经济活动的作用，提供更丰富的参考数据。

    此外，创意产业并不是同质的产业群，它的内部有不同的产业组合，因此需要按行业门类制定的产业政策配合它们的发展。以香港创意产业为例，香港的电影业是华语电影的重要供应者，香港电影要开拓国内、欧美市场，以至东南亚市场，或巩固本身在华语电影圈中的影响力，需要进一步提高香港电影的文化含量和视觉艺术的水平，也需要强有力的海外拓展机构协助业界把电影作品推向市场。但不同的产业需要不同的政策协调和配合，适合电影业的政策，不一定适用于设计业，后者的产业政策，应把关注点放到设计人才的培养、促进海外交流，以及促进设计业与国内产品制造业的协作等方面。

       总而言之，要完善创意产业的政策需要投入更大的研究力量，以丰富它的理论、提升国民对创意产业的了解，另外设计科学的估量标准，推动更多深化研究，探讨不同产业动态结构和区域布局，也是制定产业政策必须准备的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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