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德也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呵护有加。无奈，正是这种“舔犊之情”害了他在北京某大学系团委工作的儿子。2002年，马德出事以后，第一时间把赃款转移到了儿子的名下。殊不知，正是这一步“昏招”，害得他一家三口无一幸免被“连锅端”了。

　　据了解，马德在羁押中之所以交待问题特别积极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想替儿子“赎罪”。爱子心切是马德“温情”的一面，那么济贫问苦，可能就是马德人性的一面。在明水县下访时，马德曾有一次给贫困户留钱、送粮和送化肥的故事。这家农户至今还对马德感激涕零，而这样的例子，马德不止一个。

　　如果要分析，马德卖官受贿和济贫问苦其实并不矛盾。官场必须依照官场的规则，所谓“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”。

　　贪官从来就不是天生的坏人，只是环境使然。正如马德交待的，眼看着身边原来不如自己的人，都靠送礼、买官爬到了自己的头上，自己也是心有不甘，最终开始同流合污。

　　马德叫“屈”

　　“我在绥化是一把手，要定什么事情，没有定不下来的。如果没那么大的权力，或是有什么能对我实行点儿约束，我也不会有那么大胆子，收那么多钱，也就不会犯这么大的罪。”

　　马德的话其实我们在很多落马贪官嘴里都听到过，基本的意思都大同小异。

　　有人总结，贪官的共通特点是贪财好色。其实，人性里的原罪就有贪财好色。

　　马德在落马后大叫委屈——不是我要腐败，是没有人来制止我腐败。每天的金钱美女诱惑，我实在是顶不住了。

　　这样的事情一再的提醒，我们不得不提到制度问题。没有好的制度，多么修养高尚的人，也不可能每天24小时的提高警惕。

　　毕玉玺可以随意的赏给捏脚女20万；张二江可以公然叫嚣有一百单八将的情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监督制度。

　　事实上，许多贪官在出事之前，恶行就已在民间广为流传，而最终，不是制度发现他们，而是由一些偶发事件所触发。例如，一起意外的宝马撞人案，牵出了韩桂芝；而最初一起意外的“东海龙宫袭警案”引发的黑龙江农行的丁志国案，进而牵出了马德案。

　　这说明什么呢？难道我们的制度机制无法发现腐败吗？只能靠群众舍命举报、靠偶发事件触发，才能查处贪官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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